北京市昌平區檢察院檢察官使用“兩卡”案件漏犯漏罪大數據監督模型排查案件線索。

上海市浦東新區檢察院與相關部門召開騙貸案件數字模型工作推進會。

南京市六合區檢察院檢察官對檢察業務應用系統中的案卡信息進行比對。

(資料圖)

數字時代,未來已來。自最高檢明確提出數字檢察戰略以來,全國檢察機關緊緊抓住數字檢察這個“新引擎”,研發建用并取得成效的法律監督模型達3000余個,挖掘線索40余萬條,監督成案12.3萬件。

今年6月,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應勇在與數字檢察工作專題研修班學員座談時強調,要堅持“眼睛向內”,用好用足內部數據,深度挖掘檢察數據價值,讓更多“沉睡數據”被充分激活和利用。

如何充分激活“沉睡數據”為法律監督賦能?各地檢察機關用一個個成功實踐交出優秀答卷。

內部激活:用數據助力檢察偵查工作

時間回撥到2021年6月,江蘇省南京市六合區檢察院檢察官在調查核實一起職務犯罪案件時,一條異常線索引起了他們的注意:2013年1月,張某等3人故意傷害案案發,公安機關于當年6月刑事立案,而在犯罪嫌疑人指向已經明確的情況下,公安機關卻未采取任何傳喚、抓捕等偵查措施,時隔7年后,才將3名犯罪嫌疑人抓獲歸案并移送審查起訴。

“該案是一起典型的‘上行遲延’案件。”該院刑事執行檢察部門負責人桑高成告訴記者,所謂“上行延遲”案件,指案件雖然最終進入檢察環節,但立案時間、移送審查起訴時間可能存在遲延的情形。遲延立案、遲延偵查,不僅影響司法辦案質效,還可能存在司法工作人員利用職權故意遲延的情形。

發現上述“移送審查起訴遲延”問題后,相關區檢察院將其作為一般的偵查懈怠行為向公安機關制發《糾正違法通知書》。直到調查核實上述職務犯罪案件,才揪出背后有徇私枉法重大嫌疑的民警王某。目前,該院已將該線索移送至南京市鐘山地區檢察院。

為及時發現更多有案不立、壓案不查等問題,南京市檢察機關決定運用數據建模的方式,研發“上行延遲案件”法律監督模型,總結提煉監督規則,深挖該類案件背后的法律監督線索,督促公安機關規范偵查行為,實現職務犯罪偵查和偵查活動監督的有效銜接。

如何更好激活檢察機關現有的內部數據,檢察官想到了蘊藏豐富數據的檢察業務應用系統,通過將系統內的案卡信息包括案發時間、偵查機關立案時間、檢察機關受理時間等進行比對,篩選出案發時間至立案時間異常、立案時間至移送審查起訴時間異常的案件。

據介紹,“有案不立”“壓案不查”往往存在于偵查機關某個具體的偵查活動中,而檢察業務應用系統中的案件電子卷宗信息是對所有偵查活動最直觀的體現。因此,南京市檢察機關結合司法工作人員相關職務犯罪案件辦理實踐,總結出“有案不立”“壓案不查”的具體表現形式,將這些情形規則化并嵌入模型,由模型對案件電子卷宗內容進行自動抓取,由系統自行判定偵查活動遲延的異常案件。

“除上述數據外,模型運行中所需的其他內容也均可從檢察業務應用系統中采集,最大限度激活了‘沉睡’的檢察內部數據,實現了‘數據自由’。”桑高成說。

“‘上行遲延案件’法律監督模型在南京市檢察機關全面推廣應用以來,實現了從個案辦理到類案治理的轉變,促進了職務犯罪偵查和偵查活動監督的有效銜接。”談及該模型的應用效果,南京市鐘山地區檢察院綜合處副處長薛芳直言“收獲頗豐”。

今年以來,南京市檢察機關通過該模型發現司法工作人員相關職務犯罪線索20余件,其中已立案偵查司法工作人員3件3人,2人為要案,有效實現了大數據賦能檢察偵查工作。

異地碰撞:深挖關聯案件監督線索

今年7月,京津冀三地進行“兩卡”(手機卡、銀行卡)犯罪數據跨省碰撞時,發現北京、天津兩地檢察機關辦理的兩起幫信犯罪案存在關聯信息。這一發現得益于北京市昌平區檢察院建立的“兩卡”案件漏犯漏罪大數據監督模型。

“隨著涉‘兩卡’犯罪案件的持續攀升,案件中深層次矛盾也日益凸顯,即重點打擊卡頭(專門販賣手機卡、銀行卡的人員)的要求與辦案中卡頭數量極少的矛盾突出。”該院檢察官王雪鵬告訴記者,該院辦理的“兩卡”案件中,大部分都是直接出租、出售銀行卡的卡主,背后的職業收販卡人員極少,即使抓獲卡頭也可能出現遺漏涉案銀行卡數量的問題。

該院想到了運用大數據思維來破題、解題。2021年上半年,該院探索建立身份信息強制登記制度,建立“兩卡”案件漏犯漏罪大數據監督模型。

按照身份信息強制登記制度,辦案檢察官借助“兩卡”案件信息共享平臺,對平臺內不同案件之間的信息進行碰撞,查詢案件中的關聯性,串聯出電信詐騙及關聯黑灰產業的全鏈條,實現關聯案件串并處理,有效解決深挖收販卡人員和遺漏犯罪事實的難題。

2022年底,肖某認識了一位自稱可以辦理大額信用卡的中介,并咨詢相關事宜。根據對方指示,肖某于今年1月前往約定地點,將手機、銀行卡和密碼一同交給了對方。兩小時后,對方將物品返還,但肖某回家后發現已聯系不上對方。經審查,肖某提供的那張銀行卡被用于電信詐騙,5名被害人共轉入該卡49萬余元,肖某無實際獲利。

辦案檢察官王雪鵬通過訊問肖某和審查聊天記錄發現了上家微信號與微信昵稱,并將上述信息輸入“兩卡”案件漏犯漏罪大數據監督模型內待查。

直至今年7月,京津冀三地用該模型內的數據進行跨省碰撞時,發現該案與天津市濱海新區檢察院辦理的李某涉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案件存在關聯信息,李某上家的微信號與微信昵稱與肖某上家的相關內容相同。兩院通過信息比對,確認李某上家與肖某上家為同一人,王雪鵬隨即聯系公安機關,鎖定了該上家真實身份為張某。隨后,昌平區檢察院向公安機關送達補充移送起訴通知書,對張某介紹他人出租出售銀行卡的犯罪行為發出追訴。日前,張某已被公安機關抓獲到案。

記者了解到,自該平臺運行以來,昌平區檢察院深挖關聯案件114件、認定職業收販卡團伙7個,追捕、追訴到案收販卡人員31人。與此同時,該院還制定《涉“兩卡”犯罪案件身份信息強制登記工作指引(試行)》,進一步提煉工作經驗,明確“兩卡”案件數據采集、數據運用、監督方式、效果轉化等具體內容。

整體聯動:數字共建共享提升治理效能

“通過罰金刑執行法律監督模型,已成功避免7萬元國庫資金流失!”近日,在湖北省隨州市檢察院召開的全市檢察機關數字檢察工作推進會上,檢察干警分享了數字檢察為監督辦案帶來的便利。

長期以來,作為刑罰的一種,罰金刑適用廣泛但執行到位率不高。囿于數據壁壘和傳統的監督手段,檢察機關采用人工審查比對的方式,一般難以及時、全面發現相關監督線索。

能否通過數字檢察提升監督質效?隨州市檢察院辦案檢察官將過往案件逐一歸類,將案件多發領域確定為重點領域,將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的相關辦案數據進行關聯、比對、篩選,再同車輛登記、養老金、工商登記等數據進行碰撞,充分挖掘被執行人的財產線索,從而有效提高了發現罰金刑執行領域問題線索的能力。

隨州市檢察院研發了罰金刑執行法律監督模型后,共導入60余萬條關鍵信息,推送監督線索258條,核查成案線索152條,模型推送線索的成案率近60%。根據該模型推送的線索,湖北省隨縣檢察院發出類案監督建議6份,并與法院會簽相關文件,建立信息共享機制。

坐落于上海市銀行金融機構聚集區的浦東新區檢察院,近年來不斷探索數據賦能,護航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發展。

日前,浦東新區檢察院檢察官在走訪調研中了解到,2019年以來,上海各銀行發放的小微企業經營貸款金額體量巨大,其中不良貸款已達百億級別,可能存在騙取貸款犯罪的情況。

為進一步篩查騙取貸款的犯罪線索,該院決定構建涉小微企業信用貸新型犯罪監督模型。“我們通過檢索查詢檢察業務應用系統往年辦理的騙取貸款案件,再經過比對,梳理出轄區內騙貸案件的共性特征。”浦東新區檢察院辦案團隊的檢察官謝夕燕介紹道,騙貸案件存在兩個顯著特征,一是多頭貸款,即犯罪分子在不符合小微企業的情況下,為騙取貸款,往往由一家公司向多家銀行申請貸款;二是關聯交易,即犯罪分子為了套出貸款,需要利用關聯公司作為購銷合同的相對方(因銀行放款一般要放給合同賣方,而非借款人自己),實現對所騙貸款回流控制。

為此,浦東新區檢察院與上海銀保監局、上海市公安局浦東分局開展分析研判,獲取了在某一時間段內取得多家銀行無抵押貸款的企業名單、相關企業的企業狀態、企業類型、經營范圍等信息,對來自金融監管、市場監督、稅務等部門的55萬余條數據進行篩選,并將發現的異常線索移送給偵查部門進一步辦理。

檢察官通過辦案還發現,助貸領域存在貸款中介向自然人出借空殼公司、幫助借款人偽造購銷合同的亂象,浦東新區檢察院及時向上級院報告,由上海市檢察院就助貸領域監管漏洞向上海銀保監局制發檢察建議。上海市、區兩級檢察院聯合市公安局、市銀保監局構建打擊貸款中介犯罪監督模型,通過運用該模型開展違法貸款中介專項治理,已抓獲20余人。

采訪過程中,謝夕燕向記者講述了這樣一個案例。繆某某等人陸續登記注冊上海某能源集團有限公司、上海某商貿有限公司等20余家企業,在上述企業無實際經營業務的前提下,繆某某指使公司員工通過炮制虛假貿易合同、制造虛假資金往來交易、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等手法,偽造上述企業的經營狀況。

之后,繆某某通過上述企業先后向多家金融機構申請多筆無抵押信用經營性貸款。得手后,再將所騙的貸款輾轉挪放至其實際控制的他人名下的個人銀行卡賬戶內,被其用于個人揮霍、償還債務、公司經營開支等。后因繆某某無償還能力,已造成部分金融機構實際損失逾4000余萬元。

“大數據為檢察監督‘插上了翅膀’,檢察機關對隱蔽的新型犯罪線索實現高效發掘,同時在銀行發放經營貸款、監管機關對助貸領域加強監管等方面制發檢察建議,實現邊監督、邊辦案、邊治理的良好社會效果。”采訪的最后,謝夕燕向記者說道。

一石激起千層浪,各地檢察機關在運用好內部數據方面,都以更快速度、更廣深度向前推進。

其中,重慶市涪陵區檢察院在深入調研、分析基礎上,充分利用檢察業務應用系統中檢察業務文書數據,構建了檢察業務文書中的法律監督線索篩查模型。該模型正式上線使用僅3個月,便已發現法律監督線索23條,成功立案監督、抗訴等10件。

云南省昌寧縣檢察院針對辦案系統中的海量數據,通過總結近10年來命案、近5年來醉駕案等案件發生時間、地點、年齡層次、發案原因等數據,從中發現規律,為黨委政府決策提供法治參考,助推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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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最高檢在印發的《2023—2027年檢察改革工作規劃》中明確提出,建立健全數字檢察工作機制,積極構建“業務主導、數據整合、技術支撐、重在應用”數字檢察工作機制,強化檢察機關內部數據治理。

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當前,在最高檢的部署推動下,數字檢察已逐步深入“四大檢察”的全場景、全領域、全流程,數字賦能法律監督的作用逐步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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