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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犯罪是典型的數額犯,成交額、違法所得數額等不僅是作為起刑點或者入罪門檻的“情節嚴重”的量化標準,更是適用第二檔法定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認定依據。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內幕交易解釋》)第6條對“情節嚴重”的核心量化標準進行了明確規定:證券交易成交額在五十萬元以上;或者期貨交易占用保證金數額在三十萬元以上;或者獲利或者避免損失數額在十五萬元以上。《內幕交易解釋》第7條規定的“情節特別嚴重”的成交額、占用保證金數額、獲利或者避免損失數額等量化標準,分別是“情節嚴重”的5倍。在近些年的刑事司法實踐中,《內幕交易解釋》的上述規定為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案件的定罪量刑提供了穩定且規范的量化標準。然而,2022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下稱《立案追訴標準(二)》)規定:“證券、期貨交易內幕信息的知情人員、單位或者非法獲取證券、期貨交易內幕信息的人員、單位,在涉及證券的發行,證券、期貨交易或者其他對證券、期貨交易價格有重大影響的信息尚未公開前,買入或者賣出該證券,或者從事與該內幕信息有關的期貨交易,或者泄露該信息,或者明示、暗示他人從事上述交易活動,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予立案追訴:(一)獲利或者避免損失數額在五十萬元以上的;(二)證券交易成交額在二百萬元以上的;(三)期貨交易占用保證金數額在一百萬元以上的;(四)二年內三次以上實施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行為的;(五)明示、暗示三人以上從事與內幕信息相關的證券、期貨交易活動的;(六)具有其他嚴重情節的。內幕交易獲利或者避免損失數額在二十五萬元以上,或者證券交易成交額在一百萬元以上,或者期貨交易占用保證金數額在五十萬元以上,同時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予立案追訴:(一)證券法規定的證券交易內幕信息的知情人實施或者與他人共同實施內幕交易行為的;(二)以出售或者變相出售內幕信息等方式,明示、暗示他人從事與該內幕信息相關的交易活動的;(三)因證券、期貨犯罪行為受過刑事追究的;(四)二年內因證券、期貨違法行為受過行政處罰的;(五)造成其他嚴重后果的。”該規定顯著調整了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案立案追訴的量化標準,而關于內幕交易犯罪案件應用法律的司法解釋并未同步跟進調整“情節嚴重”“情節特別嚴重”的定罪量刑數額。盡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在2022年9月聯合發布5件證券犯罪典型案例時,明確指出進一步加大懲處證券犯罪力度,健全完善相關司法解釋,但司法解釋事關重大,其調研、起草、論證、審議、頒布等需要經歷一定的時間。在當前的司法實踐中,由于2022年《立案追訴標準(二)》第30條規定的立案追訴標準客觀上已經替代2012年《內幕交易解釋》第6條規定的“情節嚴重”量化標準,而新的內幕交易犯罪司法解釋尚未出臺,如何適用“情節特別嚴重”的量化標準,業已成為爭議問題。

有觀點認為,2012年《內幕交易解釋》仍然是現行有效的司法解釋,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罪“情節特別嚴重”的量化標準,仍然應當按照《內幕交易解釋》第7條的規定執行——證券交易成交額在二百五十萬元以上;或者期貨交易占用保證金數額在一百五十萬元以上;或者獲利或者避免損失數額在七十五萬元以上。但是,2022年《立案追訴標準(二)》第30條明確將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案的入罪門檻提高,將立案追訴提高至:證券交易成交額在二百萬元以上;或者期貨交易占用保證金數額在一百萬元以上;或者獲利或者避免損失數額在五十萬元以上。如果按照上述觀點,仍然直接適用2012年《內幕交易解釋》第7條規定的“情節特別嚴重”的量化標準,立案追訴標準與“情節特別嚴重”標準之間的數額級差過于接近,不僅存在機械適用司法解釋的疑問,而且難以實現均衡量刑。

對此,筆者認為,在沒有涉及《立案追訴標準(二)》第30條第2款“同時涉嫌下列情形”的情況下,既然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的入罪門檻的數量標準已經調高為2012年《內幕交易解釋》規定的違法所得數額、占用保證金數額、成交額等相應“情節嚴重”量化標準的3到5倍,那么,基于《內幕交易解釋》第6條、第7條所確認的“情節嚴重”與“情節特別嚴重”之間的5倍數額等級關系,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罪“情節特別嚴重”的數量標準應作對應調整,具有科學性與合理性。在新的內幕交易犯罪司法解釋尚未頒布實施之前,司法實踐可以參照《立案追訴標準(二)》第30條的規定適當統籌把握,以利于保持量刑均衡。在新的內幕交易犯罪司法解釋實施之后,按照其規定的“情節嚴重”“情節特別嚴重”的量化標準予以執行。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副教授、證券犯罪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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