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成藥國家采集優勢最直接體現在普通患者的就醫上。西部證券研究員吳天昊對中新經緯表示，中成藥集采會優先集采在醫保目錄和基藥目錄的品種，這將方便患者買到更便宜的藥品，讓百姓看得起病、買得起藥。同時，集采降價會減輕醫保支出壓力，讓有限資金用在最有需求的患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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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采政策下，中成藥降價是大勢所趨。暨南大學藥學院聶紅教授長期跟蹤研究國內名優中成藥的二次開發，她提出，中成藥集采過程中，在為患者減負同時，也應兼顧企業合理利潤。藥品降價應該是“保證品質前提之下，再說價格最低”。因此，希望考慮中藥材價格的波動性和獨家品種的多樣性，不要照搬化藥集采模式。

也有市場觀點認為，集采政策在制定過程中，希望可以考慮到中藥種植和提取等工藝特點，設定一個最低標準價格進行兜底。相對于化學藥、生物藥等，中藥材由于生長周期、生產條件影響因素較多，質量難以“一刀切”地定論，且中成藥獨家產品多，一直以來議價難度較大。

在聶紅看來，中成藥的復雜性要求集采過程中更要講求一種“平衡”，即中成藥一方面要去除部分價格“虛胖”，擠掉藥品流通環節中的不合理“水分”，另一方面，藥品選取又不能“唯低價”是取，造成劣幣驅逐良幣，使一些真正的好藥進不了集采目錄。希望可以考慮到中藥種植和提取等工藝特點，并設定一個最低標準的價格。

按照之前地方試點和集采政策，聶紅認為，一些針對特定疾病的的特效獨家中成藥降價空間不太大，而產品同質化嚴重的中成藥，極有可能在本次集采中優先進入被“砍價”名單。

近幾年來，隨著一系列利好中成藥政策出臺，整個中成藥行業規模不斷壯大，但在醫保控費，藥物集采常態化下，中成藥企業面臨一次市場大洗牌。具有熱門品種和較強研發能力的生產企業或乘風而上，擁抱更大市場空間，而一些不具備發展韌性的中小藥企這一次幾乎面臨著生死之戰。

“中成藥集采會在一定程度上給非獨家品種為主要產品的藥企帶來利潤率壓力。”吳天昊指出，2021年9月，湖北十九省聯盟進行中成藥集采，非獨家品種的中成藥平均降幅在42%左右，雖然降幅相比化學仿制藥有限，但在中藥材價格上漲情況下，必然會對中成藥企業的毛利率帶來壓力。

但吳天昊認為，集采對藥企凈利率影響或將相對有限，因為許多中成藥企業銷售費用率較高，集采政策有望適當降低銷售費用率，從而對凈利率產生正向反饋。

聶紅強調，雖然中成藥集采從2018年才算正式開始，但國內早已有藥企未雨綢繆，從源頭把控藥材品質，提高藥品質量，在擴大藥物適應癥、闡明中成藥治療相關疾病作用機制等內容方面持續進行二次開發研究，并在營銷方面及早做好科普宣傳，塑造產品品牌優勢，打造更具競爭力的創新產品。“同樣的一種藥，如果有高水平期刊論文或者專利等可以證明自身藥品質量和療效更好，必然會在未來集采中占據比較優勢”。

吳天昊預測，未來有獨家品種中成藥的企業有望在集采中勝出。從2021年9月的湖北十九省聯盟和2022年9月的全國集采列表來看，暫時沒有涉及到獨家品種中成藥，而去年年底的廣東六省聯盟的中成藥集采中，雖涉及到獨家品種中成藥，但其平均降價幅度低于20%，對企業的利潤率影響相對有限。可見，中成藥產品的“不可替代性”對集采制度后的藥企具有重要意義。

中小企業如何應對集采常態化？聶紅理解，理論上中小企業在集采中可能會處于不利地位。但在實踐中，一部分中小型藥企生產的中成藥由于藥效獨特，且價格便宜、深受老百姓喜愛，此種類型的企業在集采制度下仍然有發展機會。

聶紅還指出，中成藥的國家集采是在市場機制的基礎上，能動性地發揮“指揮棒”的引導作用，那些研發能力不強、主要依靠少量幾個品種經營的中小型中藥企業，面臨被淘汰出市場的危險，市場份額也將逐漸向研發能力強、實力雄厚的大型中藥企業集中，從而推動中藥行業的優勝劣汰。

吳天昊認為當前中成藥產業發展面臨兩大挑戰：其一，在原材料成本上漲與集采降價中尋求利潤率相對穩定，這需要藥企在控制原材料成本的情況下做出更高質量的藥品，從而獲取相對較低的降價幅度，并最終投放市場。其二，隨著臨床驗證與循證醫學的鋪開，目前行業內研發能力強的中成藥企業數量仍然偏少，尚未形成頭部企業集聚效應。

隨著人口老齡化，社會經濟的整體發展，以及伴隨的消費者對中醫藥養生和疾病治療的需求增長，中成藥市場的增量空間仍有可能持續擴大。數據顯示，2025年中醫醫療機構數量達到9.5萬個(相比2020年底將提高31%)，中醫院數量達到6300家，相比2020年底將提高15%。

“短期內部分公司的業績增長預期可能被調低。”吳天昊表示，未來5年，中成藥市場預計會相比之前有更好發展，因為國家政策的大方向已很明確，支持中醫資源整體擴容。(中新經緯APP)

關鍵詞： 工藝特點 銷售費用